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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哲學的邊緣
一間老人院的小病房。屋子裡擺著的，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書作。
住在這兒的人早就不再閱讀了。大多數時間他都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莫名地焦躁不安。他已經到了老年痴呆症晚期。
在他情緒特別差的時候，唯一能寬慰他的就是把那些書放在他手裡，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。這時他往往會瞇起眼睛，一臉疑惑卻又天真的表情，有時還會觸摸名字的每個字母，似乎不明白那些符號代表著什麼。
儘管如此，這總能讓他安靜良久。閱讀一定曾是他最愛的消遣，所以他才會不停地撫弄這些書本，即便他已不記得自己這樣做的原因，甚至不記得自己就是它們的創作者。
這是好些年前發生在巴黎的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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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光再倒轉六十年，慕尼黑，同一個人。
他信步走在城市中，像塊新海綿一樣，拚命吸納周遭的一切新鮮事物。
在感受視覺和聽覺衝擊的同時，他仍試著保持敏銳的批判力。這麼做並非是要評判德國。不，他所有的責難都指向自己的祖國羅馬尼亞，那裡的「落後」和「渺小」一直使他苦惱。現在，望著一向現代、激進的德國，他更感到自己國家的微鄙。
於是，他開始在一篇篇雜誌文章中讚揚德國的新任總理。「在當今的政治家裡，沒有誰能比希特勒讓我更認同、更崇敬」，其中一篇文章這樣開頭，而結尾更令人咂舌：

希特勒對政治鬥爭投入了火熱的激情，並為一整套被民主與民族主義貶抑得毫無意義的價值觀注入新生。我們都需要這樣一種神奇的魅力，因為有太多惹人生厭的真理從未迸發出火花。

這番結論就算沒讓布加勒斯特的編輯部破口大罵，也讓他們感到極為不解。在向這名年輕作家邀稿時，他們指明要的是針對德國國內剛發生的大規模殺戮的報導。這一系列在「長刀之夜」（Nacht der langen Messer）做出的凶殺案是為了爭奪納粹黨的控制權，而下令的正是那位「向政治鬥爭投入了火熱激情」的先生。
但這位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作家非但沒寫預定的新聞報導，反而發出了一封公開的「情書」。顯然他覺得幾十宗謀殺案不算什麼。喋血不但沒有破壞希特勒在他眼裡的神奇魅力，還可能將它抬得更高。哪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不佩服一個敢說敢做的「男子漢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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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起來這像個單純的道德故事：一名固執己見的納粹同情者最終得到了報應，儘管正義之輪在轉了六十多年之後才發揮作用。
如果要從這個角度來解讀蕭沆（E. M. Cioran）一生中的這兩個場景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這樣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間的所有成就，讓這一切變成「罪行」與「懲罰」二者之間的小插曲。
這種理解還會引申出蕭沆本人絕不會認同的一個觀點：世間存在著某種對善惡賞罰分明的法則和秩序。
在蕭沆看來，「不公正統治著全宇宙……在這個屠宰場裡，袖手旁觀和拔刀相助都同樣毫無意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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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句公道話，蕭沆究竟做了什麼，要受到譴責，遭到報應？除了他二十二至二十三歲期間在德國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章，還有那本在他年僅二十五歲就出版的《羅馬尼亞變形記》。儘管這本書已經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，而且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中還不斷會有新書面世，這本卻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。在蕭沆所有的著作當中，唯獨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統的研討，也只有這一本發出強烈呼籲，要讓一位無情的獨裁者來徹底轉變羅馬尼亞，消滅一切阻擋變革的人事物，無論是猶太人還是民主本身。
換句話說，這不是一本能讓任何作者事後感到驕傲的書。所以蕭沆在近七十歲時才會說：「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廬時做過些蠢事，就會像一個有著不堪過往的女人，永遠都得不到寬恕和遺忘。」